自谭鑫培创立京剧形式第一个老生流派以来，谭小培、谭富英、谭元寿、谭孝曾、谭正岩祖孙六代人经历了京剧从兴起形成、繁荣昌盛、平稳发展的百年间变革，成为一部京剧百年史的见证。
由于谭鑫培的精湛技艺甚受欢迎，爱听戏的慈禧太后经常让他进宫唱戏，一时间京剧舞台上是“无生不谭”，宫里则是“无谭不欢”。那时宫里演戏只在白天，没有夜戏，戏班的人又睡得晚，起得晚。有一次，慈禧要在下午两点看戏，谭鑫培一觉醒来，已经晚了，急忙出发。从前门外大外廊营到颐和园在没有汽车的年代何其遥远。那边垫戏将完，一看谭老板还未到，知是误场就拼命把戏往后码，懂戏的慈禧渐渐看出眉目，看看手中的戏码单子，知是谭鑫培误场了，不由怒从心头起。这时刚好谭赶到，在台上他加倍表现，十分卖力。满脸怒容的慈禧渐渐消了气，待到演出后把谭鑫培叫到跟前问：“你为何来晚了！”谭答道：“我睡过了！”“你为何不让家里人叫醒你？”“我家里规矩大，睡觉时谁也不敢叫我。”慈禧听后转怒为喜，不仅未处罚谭反而重赏，并夸奖谭治家有方。谭家至今家规甚严，子孙受益匪浅，无一人犯过大错。
谭小培在艺术风格上延续乃父之风，曾与杨小楼、尚小云合作，当时并称“三小”，但后人很少提及此人，认为其艺术上并无所长。
谭小培中年以后，由于其子谭富英初露锋芒，而且各项条件绝佳，毅然放弃舞台生涯，一门心思培养谭富英，这才迎来了谭派艺术的又一个里程碑。
谭小培有文化，懂外语，会开车，思想活跃新潮，可谓当时的“新人类”。他一方面要管家里上百口的生活开销和衣食住行，还得为谭富英演出去谈戏码，定包银，安排剧目和日程。每次谭富英演出他必亲自陪同，为其把场，并且善于根据剧场情况变化而变化。有时这个戏效果好，多演几场，谭小培并不让其一下子没完没了地演，见好就收，留下好念想，下次来包银会更多。有一次到上海演出，谭小培感到政治气候不好，下令马上返京，果然，刚回到北京，从上海到北京的交通就中断了。由此可见，谭小培不但是一位艺术家还是位头脑灵活的经营管理人才。
谭富英是使谭派艺术发扬光大的最重要的人物，他创造了谭派艺术的又一个里程碑，也是又一个提京剧必提起的大家，而且成为后“四大须生”之一。
解放以前，谭富英均自己挑班唱戏，以自己为主，别人为他挎刀。解放后，北京京剧团成立，马（连良）、谭（富英）、张（君秋）、裘（盛戎）、赵（燕侠）五大头牌同在一个团，他一直为别人挎刀，演二、三路的角色，如《秦香莲》中的陈世美、《状元媒》里的宋王，别看配角却也十分出彩儿。1953年，谭富英参加赴朝鲜前线慰问团，当时父亲谭小培正在病中，这位大孝子仍以大局为重毅然出发。在天津集中时，谭小培病危，谭富英立即返京与父诀别，丧事忙完即马上返回团里，与其他人一同过江赴朝，并在前沿阵地一丝不苟地完成演出任务，表达了一个艺术家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。1959年，谭富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谭元寿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。60年代，谭元寿已成为独当一面的新主力军了，在电影《沙家浜》中，他饰演郭建光让人难以忘怀，当时他已44岁，是所有“样板戏”电影里年龄最大的演员了，可你看那手眼身法步，比年轻人丝毫不差，如今年过七旬，仍能演《定军山》等武戏。
谭孝曾命运多舛，他说自己是“不幸的一代也是有幸的一代”。
“我自小就总在后台看戏，十分喜欢，大了就想学。1959年10岁时家里让保姆带着我去考戏校，结果因初小未毕业没成，第二年又让保姆带着去了，这次考上了北京戏校。或许是遗传基因，我的嗓音条件十分优越，入校仅2个多月就在长安演上了《二进宫》。那时我们一家经常到中南海演出，记得1962年第一次去时唱完一段之后，毛主席把我叫到跟前，问我叫什么，多大了。还夸我唱得不错能否再来一段。第二段我唱的是《二进宫》，由于紧张，我居然唱错了。主席事后给了我一包糖和水果，我拿回学校，让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。”
1964年，谭孝曾参与样板戏《杜鹃山》的演出，与裘盛戎、赵燕侠、马连良、谭元寿等老艺术家同台演出，在剧中演杜小山，当时影响极大，也正因此，孝曾1968年被调到中国京剧院《红灯记》剧组演李玉和的B制。而且还是全国演《红灯记》里所有“李玉和”的“指导员”。
谭孝曾一谈起儿子正岩便眉开眼笑，“这孩子先天条件极好，我们也是下了狠心，才让他再入梨园的。本来加拿大有人邀请我和妻子阎桂祥去讲学，条件十分优厚，手续已经办完，后来考虑再三还是为了儿子放弃了。”
谭正岩1990年被北京戏校破格录取，1997年毕业后又考上中国戏曲学院本科。谭元寿认为这个孙子无论从扮相和嗓音上均有曾祖富英之遗风。如今谭正岩已是文武双全，小有名气，而且被普遍看。（《北京青年报》2000．12．30 卢燕 文 照片由谭孝曾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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